文科何去何从？中日美高校的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博弈

黄福涛，现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高等教育学专业主任、终身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至今)，浙江大学兼任教授(2018年至今)。同时，担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基准协会理事、Richmond，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London董事会成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课程开发、学术职业的比较研究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语言在国内、日本以及国际主要英文学术刊物发表百余篇论文。

近年来，“文科危机”的说法在全球高等教育界广泛流传。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中国，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文科面临课程压缩、招生下滑、政策边缘化等多重挑战。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在积极推动文科转型，试图通过跨学科融合、数字赋能与全球视野重新定义文科的角色与价值。本文拟以中、日、美三国为对象，探讨在不同制度背景下，文科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与应对路径，并提出若干思考。

美国：文科被“实用主义”边缘化

在美国，曾长期处于高等教育核心地位的文科，正逐步被“实用性”导向的专业取代。一方面，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学在财政压力下大幅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公布的数据，2016年至2021年间，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课程注册人数下降了16.6%，为该统计历史最大跌幅。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对文科专业的“就业焦虑”愈发显著。以西弗吉尼亚大学为例，2023年该校宣布裁撤包括世界语言系在内的28个专业，影响超过140名教职员工，成为“文科收缩”的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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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文科教育在美国并未彻底衰退。许多名校仍保留强有力的通识教育体系。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通过“核心课程”维护文科在本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此外，麻省理工学院等工科强校也强调“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推动哲学、历史与人工智能伦理、环境政策等领域的融合，体现出“科技中的人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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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科教育的结构保守与改革张力

日本的文科教育在制度层面相对稳定。多数国立大学设有文学部、法学部、教育学部等传统文科机构，课程体系保持完整。然而，从政府政策走向来看，文科正面临“结构性收缩”。例如，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提出“重新审视文科设置”的方针，建议国立大学将资源更多投入理工、护理与地方创生等“实用性”强的学科，引发广泛争议。尽管该政策后来遭到部分修正，但也表明国家层面对文科未来发展的某种“再定位”。

面对挑战，日本部分高校也在尝试转型。例如东京大学宣布将于2027年成立开设五年制融合型课程的“设计学院”，强调文理融合与全球议题导向，目标是培养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等复杂问题的新一代人才。此类改革不仅重构了课程结构，也反映出文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功能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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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科”建设与现实约束

相比美国以“市场逻辑”驱动人文学科收缩、日本以“实学”导向调整学科结构，中国对文科教育呈现出“压缩”与“转型”并行的局面。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部分一流高校在学科结构调整中持续收缩文科专业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压缩趋势”。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早在2023年即宣布撤销英语、传播学、考古学三个文科专业，显示出以理工科见长高校在学科布局上对文科边缘化的倾向。浙江大学2024年停招的41个专业中，超过一半为人文社科领域，涉及文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门类。四川大学作为全国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之一，在2024年也撤销了多达31个本科专业，其中多数为人文社科相关专业，包括音乐学、表演、动画、保险学等。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复旦大学正在推进本科生招生结构改革，文科招生比例将从原先的30%—40%压缩至约20%，几乎缩减一半。不难看出，在“双一流”建设与拔尖人才培养机制导向下，部分研究型大学中文科正逐渐被边缘化为“非关键领域”，这无疑为文科教育的可持续性带来深刻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并未简单复制美日的“撤并”路线，而是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新文科”战略，试图通过结构再造激活文科教育的新使命。 “新文科”强调文科与科技、工程、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文科走出象牙塔、走向现实问题。例如，教育部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新文科”建设应注重跨学科整合与社会实践导向，具体包括学科重构、课程更新、技术引介和场景拓展等方面，为文科提供新的发展路径与功能定位。

面对转型需求，中国不少高校已启动具有示范意义的文科结构重建与融合创新探索。其中，清华大学于2025年4月在建校114周年之际正式成立教育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流教育学者与卓越教育领导者。该学院提出“人文关怀”与“技术重构”并举的发展方向，强调教育学应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引领未来教育的理念创新与制度重构，体现出国家一流高校在文科体系重塑方面的前瞻性布局。

此外，根据科技日报相关报道，在“AI+文科”融合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深度推进AI与外语教育融合，开发“北外多语智慧学习平台”“走进韩国”虚拟仿真教学系统，整合文化人类学、认知科学与虚拟现实技术，为学习者营造真实跨文化交际环境。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 “数字文明与智慧决策实验室”则提出“智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开发“箴研大模型”，以社科理论为指导、多智能体协作为机制，探索复杂社会决策与预测模型的生成路径，推动文科研究范式的系统性革新。与此同时，南京大学设立“艺术与文化创意”“计算与金融工程”交叉实验班，山东财经大学发布国内首个文科教育大模型“AI才”，华中科技大学则实施“新工科+新文科”融合战略，推动“AI+文化创新”的新范式。这些实践表明，中国高校正逐步打破传统人文学科的边界，以跨学科结构、数字化平台与制度创新为支点，重塑新文科的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路径。

但“新文科”建设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仍面临三重挑战：其一，部分文科教师跨学科能力与合作动力不足，难以主动融入技术或社会议题；其二，科研考核仍以量化产出为核心，压缩了探索型、融合型研究的空间；其三，社会层面对文科的“无用论”偏见仍根深蒂固，影响了学生报考与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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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的未来走向

从上述三国的经验来看，文科教育面临的危机既有共通之处，也受制度背景影响而呈现差异。美国的市场逻辑、日本的国家导向与中国的政策驱动，共同塑造了文科的境遇。

在全球“数字化—职业化—去人文化”的趋势下，单纯守护传统课程与学科设置，已难以有效回应当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文科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重构其社会功能和公共价值：

首先，应建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文科教育体系，使课程内容更紧贴时代脉搏，聚焦环境伦理、数字正义、社会分化、人口老龄化等复杂议题。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关怀意识，也能提升文科专业的时代相关性与政策支撑力。

其次，应推动人文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发展数据人文、数字考古、科技传播、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交叉领域。通过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数据分析技能、技术批判能力与媒介素养，有效拓宽其知识边界与就业空间。

再次，应改革高校内部治理与科研评价机制。当前，“重科研数量、轻教学质量”“重项目申报、轻学术积累”的现象普遍存在，压缩了文科教师开展跨学科教学与长期研究的空间。应逐步引入多元化的成果认定标准，鼓励教育创新与社会服务进入主流评价体系。

最后，应重塑社会对文科的认知，扭转“文科无用论”的刻板印象。通过传播高质量的人文成果、强化文化领导力，强调文科在培养公共理性、价值判断、批判思维和文化认同中的基础作用，使其重新回归国家与社会发展议程的核心。

结语

文科的未来，既不能退守“经典”，也不宜盲从“实用”。真正的出路在于激活其内在张力，在回应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中找到新的立足点。就像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正义的观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所强调的那样，推动社会正义与公共政策改革，需要依赖于广泛的公共理性与跨学科讨论。而人文学科正是在培育这种公共理性与价值判断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科不是“多余的奢侈品”，而是社会持续反思、自我更新的精神机制。